3月24日晚，广东省委组织部发出重磅消息，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梁维东同志拟提名为东莞市市长候选人，目前正在公示。该消息一出，此前关于东莞市长人选的各种小道消息便皆被证实为“不靠谱”。市长人选的尘埃落定，迅速宣告了由于前任东莞市长袁宝成升任广东副省长而导致此职位暂时空缺的日子的结束。恰在此间，关于谁将接任东莞市长宝座的议论刚一消散，关于新任市长的各种讨论却已经沸腾起来。为何是梁维东？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到来将对东莞意味着什么？

新人新官新期望

从梁维东的简历可以清晰看出，他毕业于本土名校，具有经济学研究生学历，从1992年到2004年一直在佛山的大型投资公司担任总经理。在这个12年里，他主要充当的是政府投融资平台操盘手的角色。在2004年至2016年间，他先后在禅城、顺德和南海这三个佛山最重要的区里，要么担任区长，要么担任区委书记，期间还兼任过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和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这两个职位。在这个12年里，他主要充当的是政府首席运营官的角色。这两个12年，他不但实现了从国企负责人向行政首长的转变，而且先后在多个重要的地区和岗位历练，虽从未调离过佛山，但这种非一般人所能拥有的经历已经对他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潜移默化。

东莞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被称为“世界工厂”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十八个典型城市之一，在全国城市的各项排名中都名列前茅。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其行政首长受各界关注度之高，自然不在话下。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这一重要职位呢？前任东莞市长袁宝成，从深圳市副市长（正厅级）的岗位上平调至东莞市长，虽级别没有升高，但显然是重用了。梁维东从佛山市委常委（副厅级副职）升迁至东莞市长（正厅级一把手），那更是大大的被提拔了。

在袁宝成的东莞市长的一届任期内，他将转型升级的“深圳模式”嫁接到了东莞，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东莞转型的新样本。不得不说袁宝成的转型招数是相当凑效的，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种经济的逆势上扬和结构的优化，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肯定，不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重点主流媒体以及省级重点主流媒体纷纷聚焦东莞，对这一成功进行了大篇幅的轮番报道，使得东莞一扫“黄色”印记，实现了向“明星城市”的华丽转身，而且这位“明星市长”也出人意料地升格为“明星省长”。

 由此看来，有“佛山通”之称的梁维东的入主东莞，是不是同样意味着“佛山经验”将被注入东莞大地？每一届政府的决策，必定要受到主政一方的行政首脑个人理念的重要影响，而个人理念的形成，不但来源于其所受到的教育和知识结构，更与其长期的实践经验有着密切的关联。毫无疑问，“佛山经验”将会随着梁维东的主政而或多或少地浸润到东莞这片热土。

一条江上的孪生兄弟

在广东，说一线城市，言必广深，谈二线城市和工业城市，必将佛莞绑在一起。这是因为东莞和佛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除了名字不同，长得实在是差不多。

在地理位置上，佛山和东莞一个在珠江西岸，一个在珠江东岸，隔水相望，名副其实的一衣带水。这两座城市都受到另外两座城市的辐射和影响，广佛早已实现了同城化，而深莞的加速融合亦在进行中。在广佛，有着“工作广州，住在佛山”的说法，而大量的深圳客也正在成为东莞楼市的主力，不断爆出来的关于深莞地铁接驳的猛料，更应实了这两个城市不断加速的一体化进程。

在早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佛莞都受到另外一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同样的深度的影响。佛山和东莞都是著名的侨乡，在香港有着大量的东莞籍和佛山籍人士。这些在外创业的“佛莞人”成为佛山和东莞最早的客商，为两地带来了大量的资金、项目、技术和管理经验。佛莞两地无论是人文，还是生活习惯，都有着太多的类似。

佛山和东莞同样得风气之先，及时抓住了国内格局当中的先发优势和世界格局当中的后发优势的双优势，抓住国家对外加工政策刚刚开放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闻名天下的“东莞模式”和佛山的“顺德模式”。东莞与佛山的顺德和南海齐名为“广东四小虎”。

佛山和东莞都大力推行“一镇一品”，扶持专业镇的发展，打造强大的产业集群。比如，东莞的厚街家具和顺德乐从的家具同样声名赫赫，东莞的电子和佛山的家电同样占有难以比拟的江湖地位，东莞大朗的毛纺和佛山南庄的陶瓷同样特色鲜明。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两位孪生兄弟，不但品相相似，就连“毛病”也是同样的“症状”。两市在经历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社会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原来依靠本地提供土地，外资提供资金、技术和订单，内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人工变得不再廉价，随着第四波全球性的产业转移浪潮的到来，招商变得越来越难，而本地的土地资源接近枯竭，这不但使得经济发展后续乏力，更让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环境污染严重、集体经济债务累累、社会结构失衡、治安问题突出、地区发展差距明显和诸侯经济分散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甚至可以说，无论是佛山还是东莞，要做好这两个地方的“父母官”那是相当的不容易，其基本要扮演救火队长、改革先锋和设计师的多重角色。在习李这一届中央重拳治官和强势整风之下，任何措施的偏差都有可能招致更大的“麻烦”，这使得地方首长们如履薄冰，而随着自媒体的崛起，民间言论正迎来“百家争鸣”的时代，下层百姓对政府的监督日益增强，一把手更需要小心翼翼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种背景下，似乎可以稍微理解一下两位市长的真心不容易了。

“佛山经验”的几手好牌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东莞和佛山经济社会发展高歌猛进，在长时间里彼此都在伯仲之间，而东莞以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领涨广东四小虎。这个三十年，“河东”的东莞貌似曾有独占鳌头的趋势。然而时过境迁，自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东莞曾出现过经济的短暂下滑，之后便不断在低位徘徊不前，除了去年的数据略显漂亮一些，其他几年都比较难堪。反观“河西”的佛山，2015年经济总量已经突破8000亿元大关，比东莞高了2000个亿。“十二五期间的五年里，佛山年均增长9.1%，也高于东莞的增速。同时，佛山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较早转型，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在这方面东莞却只刚刚开了个头。珠三角的经济地理格局风云变幻，转眼之间，原来齐头并进的佛山兄弟已经成了“标兵”，而惠州等“追兵”却已日渐逼近。

 多年来，有一块“心病”一直压在东莞市长身上，那就是东莞的企业格局是“满天繁星，不见月亮”，上千亿的超级企业没有，上五百亿的龙头企业也没有，上市公司的数量在同类城市中也占比较低。与此相对，佛山有年销售收入超1500亿元的美的公司，以及建成投产后产值将达1000亿元、可以拉动2000亿元配套产业链的一汽大众项目。一个龙头项目的落户，就意味着一个新产业集群的诞生；一个大项目的引进，就意味着一个城市产业形态的改变。佛山通过培育引进美的、一汽大众、奇美电子等龙头项目带动形成产业链，进而形成产业集群，把佛山的产业发展推向更高的层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集中度只会越来越高，谁能赢得巨型龙头企业的青睐，谁将获得新生。

 针对落后产能和高污染行业，东莞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大力推进“退二进三”，也做出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厚街的鸿运鞋材鞋业广场。东莞也曾试图转移中堂镇的造纸产业集群，因为这个行业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但收效甚微。佛山强力整治、铁腕关停污染企业，走出了一条“以环境治理促经济发展、带动转型升级”的双赢之路。如佛山市南庄镇本来是环境污染严重的传统瓷砖生产基地，但佛山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在短短几年内关停整治高污染、高能耗企业1200多家，经过“腾笼换鸟”和重新规划提升，如今变成了集陶瓷产业的全球营销和管理服务总部、产品研发设计中心、出口基地、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国内外知名陶瓷企业总部聚集基地，劳动力结构也从低技能、低学历的“蓝领”向高学历、高技能的“白领”、“金领”转变。

 佛山以异常坚定的态度，强势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牢牢抓住“微笑曲线”的两端，造就了南庄“中国建陶第一镇”这样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这些经验表明，“办法总比困难多”，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再复杂的问题，只要肯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多做工作，最后也能迎刃而解。这或许就是“佛山经验”值得东莞学习的地方。

 佛山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两大平台，构建了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双翼。反观东莞，只有松山湖作为引领东莞科技创新的平台，东莞的“单引擎”与佛山的“双引擎”一比，自然又要逊色不少。佛山创造条件打造了广东省金融高新区，使得产业、科技、文化、金融相融合变为可能，而金融一直是东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短板之一，而且至今都没能成功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尤为重要的一点，从一开始，佛山就十分注意扶持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注重外向型经济和内源性经济的双向发展。在这三十年中，佛山成功打造了美的、格兰仕等本土的明星企业。这些本土的民营企业，由佛山本地企业家创建和掌舵，深深扎根于佛山，无论怎么对外扩张，总部始终留在佛山，税收留在佛山，荣誉留在佛山。反之。东莞的外向型经济一头独大，投资主体多来源于港商和台商，在国内综合成本不断上涨的形势下，掀起了产业转移的新浪潮，而东莞本土的民营企业，多在生产业服务行业和房地产等领域，无法从根本上引领东莞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佛山的产业集群早早地就开始了内销之路，比如同为家具专业镇，东莞厚街的家具虽更加“高大上”一些，但大部分都用于出口，受国际市场的波动非常大，而佛山乐从镇却以内销为主，虽主要针对国内中低端市场，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强些。

 近年来，东莞启动了村级集体经济改革和“村改居”工程，在全市的部分镇街进行了试点，但一直无法深入推进改革。东莞的农村综合改革，在前期将一些容易改的统筹工作和挂牌工作进行了落地，而一旦涉及到“政社分离”、“政经分离”、区划调整和土地统筹等核心问题，便遭到了基层干部和部分村民的强大阻力而无法深入推行。佛山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整行政区划，协调利益关系，实行“一区六园”、“园镇合一”的发展格局，探索“政社分离”、“政经分离”的村级体制，部分措施已经落到实处。

新官上任三板斧

 从梁维东的履历来看，他在2008至2011年主政顺德区期间，正好是顺德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接任“改革班长”，先后推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和基层治理改革三大举措，获得上级领导和舆论的一直好评。东莞的改革“水更深”，如何突破坚冰，赢回东莞已经错过的最好的改革时机，梁市长将任重而道远。面对东莞“收租经济”业已日薄西山，而村级集体经济和基层政府的债务危机可能在这一届政府全面爆发的情况，一直在佛山埋头苦干的他，跨江来到东莞，虽近在咫尺，但东莞改革的难度和前景将必定是他人生的巨大挑战和重大机遇。

挡在梁维东面前的第二只拦路虎便是东莞已经几乎“无地可用”了，成片的土地更是难觅踪影，不但土地财政将难以维持，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张也变得不大可能。更为棘手的是，没有成片的土地，即使有像佛山一汽大众和惠州中石化那种超千亿的巨型项目，也很难找到大批土地来承接。东莞的“造月工程”注定已经难上加难，而培育东莞本土的“月亮企业”却需要更多的精力、更长的时间，或许还有更低的成功率。如何在落后产业转移、传统企业就地升级和引进高端产业集群三者中找到平衡点，巧妙化解东莞可能要经历的一段时期的“产业空心化”危机，这是作为新任东莞市长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自去年以来，受广深等一线城市房地产快速上涨的带动，尤其是深圳客的大批涌入，东莞的房价整体上升了近50%，临深片区和松山湖等地的上浮幅度更是接近翻倍。房价的大幅上扬，推高了企业的综合成本，误导本土资本从实体经济向房地产的转移，压缩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增加转型升级的难度。另一方面，自古“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百姓的基本诉求，东莞房价的飙升，将大大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得原来有意购房之后扎根东莞的部分移民产生了动摇，更不利于跟随高级产业转移而来的新的高素质的中产阶层的落户东莞。如何降低入户门槛和成本，留住那些对东莞作出重大贡献的客商和技术工人，避免东莞“空城”变成现实，如何不断提高东莞的城市魅力，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来莞创新创业，甚至形成“天下英才聚莞邑”的局面，这是作为市长的梁维东必须要做的。

东莞是中国的缩影，无论是东莞的经济，还是东莞的社会，无论是东莞的成绩，还是东莞的困境，都具有中国的典型意义。梁维东，这位“明星市长”花了12年研究投融资，又花了12年淬炼佛山各地，希望他能够依托其千锤百炼的“佛山经验”，再用一些时间让东莞避免“昨日黄花”的厄运，重新使之成为中国城市的“明日之星”。